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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往需要多轨并行澎湃新闻：您倡议和发起了“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发起这个对话的初衷是什么？相比资深外交官，青年外交官对话有什么独特作用？葛小伟：我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读书期间，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的外交官，他们会跟美方的外交官谈判。我注意到，两方坐下来谈话的时候，总是中方坐在这边，美方坐在另一边。这些谈判的过程常常有点像是在互相“教训”、批评对方。我认为这些交流有“逆向作用”，所以我便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模式。我稍微学了一些政治心理学，借鉴社会心理学，来了解怎样帮助不同群体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减少彼此的偏见和误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做一些类似的“对话”，帮助中美之间多进行一些真正的沟通，真正理解对方的立场。青年外交官是未来的领袖，现在提供多一点非正式的场合给他们交朋友，了解彼此的立场，会对他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责任编辑：马秋菊 SF186周三（5月2日）欧洲时段，美指高位横盘整荡，现货黄金小幅上行，因空头获利回吐。虽数据显示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4月制造业渐失动能，但欧元对该数据反映平淡，不过后续靓丽美国ADP数据发酵致欧元再失守1.20关口；国际油价则震荡下行，市场静待EIA数据出炉。

因为在北京待过，交了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自然而然地对中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比方说，我认为北京是我的一个老家，我觉得我一部分是北京人，还保持了一点北京口音。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决定继续学中文。我选择了语言类专业非常出色的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做亚洲研究，包括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后来我在密歇根大学读硕士，期间上了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中国政治课，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很快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政治的一些学术观点有了一定的认识。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很多学者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因此导致了一些误解。我对此感到有一点“愤怒”，所以我就想，或许我也应该读博士，做更好的中国政治研究。

责任编辑：卢昱君枭龙战机项目对于中巴两国的空中力量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即使是中国军队从未将其装备。如果没有枭龙战机的成功，今天的歼20项目进度上绝不会如此顺利，各方面性能指标必将要下降至少2到3个等级；但枭龙成功的背后，成飞在发展历史上付出的代价之沉重，也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王凤英长城汽车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在中国汽车行业整体下滑的背景下，要带领中国领先的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往前走，王凤英的工作并不轻松。这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去年利润增长了4%，其代价是削减了一半的研发成本。今年上半年，长城汽车的利润下降了59%，降至2.22亿美元，营收下降了16%。但王凤英仍然在推动长城汽车走向海外：在俄罗斯有工厂在建，在印度设立了子公司，在北美也计划开展业务—不过可能受阻于贸易争端。王凤英告诉《中国日报》：“对长城汽车来说，主战场就是全球市场。”这印证了长城汽车扩张型的公司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让长城汽车在国有企业主导的中国汽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到中央工作后，李鹏同志按照中央要求，兼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科技、教育、环保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导者。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坚决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组织实施“863”计划、“973”计划，建立完善专利制度和技术市场，支持成立中国工程院和开展南极科考工作，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一批基础研究、前沿研究重大科技成果涌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他提出要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贯彻优先发展教育战略，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推动制定和实施义务教育法，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高校管理权限，推动实施高等教育“211工程”、“985工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派遣留学生工作，为改革开放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人才。他是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决策者，领导开展工程前期调研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推动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他强调要注意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环境管理，推动出台《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领导实施“三河三湖两控区一海一市”工程，在实践中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三同步”、“三统一”战略方针，为初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作出重要贡献。